科技的演进到底会给人类一个怎样的未来?

文/张岩

来源:全球创新论坛

✎ 编 者 按 未来是所有人都关心的事情,但科技的演进到底会给人类一个怎样的未来?甚至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类和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虽然这些都还没有非常明确的答案,但幸运的是,我们正在这场千年不遇的变革之中……

1916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引力波,今天我们从宇宙浩瀚的背景辐射下见证了它的存在;1969年人类的脚印第一次印在了月球表面,今天我们的航天器已经飞出太阳系……17年前倾全球之力完成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也最终将生命数字化。回望推动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对未知的坚定探索,是对科学的不懈追求。

科技进步的最终受益者是人民大众,但科技与科学仍存在着天然的鸿沟。如何推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让这些智慧的结晶尽早服务于人类和社会,是每个科学家、产业人、投资人必须探讨的话题。我们认为尊重科学,以科学精神武装企业,将是应对互联网下半场的制胜利器。

站在过去看未来,本文将为你重现生命科学的百年历史和与之共生的产业传奇。

▍从在乌龟背上看世界,到数字化生命的曙光

世界是驮在一只巨大乌龟背上的平板——这是选自《时间简史》开篇的一段小故事中的一句话。很久以前的人类相信地球是一个平板,只要沿着一个方向一直走,就会到达世界的边缘。

在远古的神话里,我们的祖先仰望漫天星河叩问神灵的真相,在与天地为盟,相爱相杀的漫长岁月里锻造出无数不朽的文明。生而为人,渺小而伟大,从刀耕火种到现代文明我们仅用了地球编年史的不到万分之一的时光,但千万年来我们一直追寻的答案,世界是什么,生命是什么,亘古不变。

2017年,广义相对论诞生102年,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它的影响,核武器、火箭发射、登月计划、深空探索、GPS导航,乃至手机像素都是以广义相对论作为理论基础。

可以说现代文明的一切成就几乎都是建立在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这两大物理学支柱理论基础之上的。抛开相对论的应用范畴,它对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在最大程度上揭示了宇宙存在的方式和原因,并且通过数字与方程说明可能并不存在一个人格化的造物主。

我们是什么?我们来自哪里?生命无处不在吗?在宇宙中到底有没有别的生命体?如果在外星球存在着其他生命形式,那么他们是跟我们一样有智慧吗?还是比我们更聪明?

“这个世界最不可理解的就是它竟然可以理解。”爱因斯坦的这一句名言或许可以给面对未知感到迷茫的人类些许信心。

薛定谔认为,生命现象一定能通过物理学和化学来解释,染色体一定包含了“很多种能够决定个体未来发展的完整模型的密码本”。

如果非要给生命科学立一座丰碑的话,这座碑一定属于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1953年他俩一起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这标志着分子遗传学的时代大幕拉开。

1963年的诺奖已经是给二位的最高殊荣,科学界青史留名也是教科书里典范。但是在这两位成功男性科学家背后,还有一位同样伟大的女性科学家,DNA结构发现的重要贡献者——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是她分辨出了DNA的两种构型,并拍摄了X射线衍射照片,这项工作为沃森和克里克的发现提供了重要线索。

本来她也可以名垂诺奖史,但是她因支气管肺炎及卵巢癌于1958年逝世,然而最终让她被诺奖遗忘的重要原因还是因为她的性别。当然在很多很多年以后,为了纪念她,英国设立“富兰克林奖”来奖励像她一样在科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罗莎琳德·富兰克林
A型DNA(左)和B型DNA(右)X射线衍射图

了解自身,探索世界是人类发展的永恒主题,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让人类在探寻自身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此后不久科学界提出“生命是序列的”观点。 今天我们知道DNA是由ATCG四种碱基组成,这ATCG的排列方式决定了我们和万千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的表现形式。

伟大的科学成就伟大的事业,载入人类文明与科技史册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于1985年由美国科学家率先提出,1990年启动,1999年7月7日,中国申请加入该计划,并作为最后一个贡献者,承担3号染色体短臂一侧约30cM区域的测序和分析任务。

2000年6月,“北京区域”的草图与人类全基因组序列草图同步完成,该区域至今仍是人类基因组参考序列中最为准确的区域之一。参与该1%计划的有华大基因、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等15家单位。

中国和中国企业的参与,从此改变了生命科学的国际合作格局。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是我国生命科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和新的起点,以该计划为起点,我国在这一新兴的重要科技领域,几乎与世界同步发展。

此后中国还做为主要发起国和参与国,开展了10%国际单倍体型计划、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国际癌症基因组计划、水稻和家蚕基因组计划、META基因组、“生命之树”与动植物基因组、第二代酵母全基因组设计和合成等项目。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果极大的促进了医学与基因组学的交叉融合,近两年发展迅速的精准医学就是建立在当时成果基础之上的。

作为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最爱把这两张图放在pitch里,当我们把目光从遥远的星辰拉回到我们自身时,我们更渴望理解生命的本质,真相总是惊人的相似,基因测序最终把生命数字化,生命的本质竟是数字或规律或随机的排列。

▍孟德尔的豌豆:科学美如斯,信仰如磐石

无论是欣赏艺术还是领悟科学,我们最终得到将是美的享受和看待世界的全新视角。

——卡洛·罗韦利

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和我们自己的父母长得很像,别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一家子,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和我们的父母长得比较像呢?答案是遗传。

最早研究遗传的科学家就是孟德尔爷爷(Gregor Mendel),他在修道院种豌豆的故事被人津津乐道,但是他作为遗传学的奠基人,最大的贡献就是为我们奉上了两个几十年不变的高考考点——基因的分离定律和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同时告诉我们有些东西它们从我们的父母那里传递到我们身上。

这种携带遗传信息的物质就是基因(Gene),它使我们一代一代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生命的真相随着基因代代相传,瓜瓞绵延。

2016年10月美国新希望生殖医学中心张进团队在美国生殖医学学会会议上宣布,世界首个细胞核移植“三父母”婴儿于4月诞生。(三父母婴儿:即利用捐赠者卵子的健康线粒体替换其有缺陷的线粒体,再实施体外受精。最终获得的婴儿除了拥有父母的基因外,还拥有捐赠女子的线粒体遗传物质)。

这个婴儿的父母来自中东,婴儿的母亲本身健康,但她1/4的线粒体携带有亚急性坏死性脑病的基因,曾经4次流产,之前生下的2个小孩也因这种遗传疾病而分别于6岁和8月龄时死亡。

张进和他的“三亲婴儿”

除了科学界的欢呼,还有来自不同领域铺天盖地的质疑声,一如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降生时的景象。当伦理站在科学的对立面时,是什么支撑科学家们勇往直前?

在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 Edwards)之前已经有科学家发现,兔子的卵细胞能够在试管内完成受精。爱德华兹和他的合作者斯特普托希望把这一实验应用于人类。

困难显而易见:他们根本找不到实验材料,尤其是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卵细胞放入这场“荒谬的实验”。妇产科医生听见他们收集卵巢组织的要求就连连摇头,还有人直斥他是疯子。甚至被誉为“DNA之父”的沃森也当面斥责他们这项工作的“错误不可避免”。

在一片争议声中,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以“不符合伦理”的理由,拒绝了爱德华兹和斯特普托的资金申请。这是英国唯一的政府性医学研究基金会,支持的科学研究包括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等。曾是产科医生的斯特普托只能靠着给人做流产手术来赚钱贴补实验。

爱德华兹和斯特普托

1978年7月,在经历了20年的坎坷之后,53岁的爱德华兹和65岁的斯特普托培育出了第一个试管婴儿,这个名叫路易丝·布朗的女婴的诞生轰动了世界。

绵延子嗣是所有生物的本能与天性,但对10%不孕不育的人群来说,无法正常生育孩子是心中永远的痛,无数家庭因此支离破碎。

1980年澳大利亚试管婴儿诞生,1981年美国试管婴儿诞生,1988年中国试管婴儿诞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借助试管婴儿技术来到世界,数百万的家庭得以享受天伦之乐,而非议与质疑渐渐被荣誉取代。

进入21世纪后,曾经让科学界如临大敌的试管婴儿技术让超过400万的新生儿获得生命,该项技术也被评选为20世纪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技术发明之一,爱德华兹也从被人鄙视的疯子,变成了举世公认的超级英雄。

2010年,这位“试管婴儿之父”一个人独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这一年他已经85岁了,而他的同伴斯特普托早已去世多年。

如同多年来爱德华兹没有回应批评一样,在获奖的消息发布后,他没有接受采访,也没有发表感言。事实上,因为长期卧病在床,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甚至无法通过电话告诉他获奖的消息。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份由他妻子发布的公告:“他全身心致力于学术、心无旁骛地研究,才能克服各方的反对,获得今天的成功。”

1951年到2010年长达半个世纪的执着探索与实践,如果没有对科学的坚定信仰和一往无前的勇气,恐怕没办法坚持下去吧。在科学的前沿,在人类认知能够抵达的边界,科学变得愈发迷人了,它闪耀在原初想法的锻造中,在直觉和尝试里,在那些被选择又被放弃的道路上,在不断产生的热情中,在于努力想象那些从未被想象过的事。

▍Evolution: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我们“同病相连”

Evolution这个单词的翻译一直是“进化”,遗传学界宁愿将其译为“演化”,若译为进化,易被误解成生物的演化过程只能是向一个方向“进步”,但实际上我们在很多层面是在退化。

1975年,分子遗传学推动了一篇跨时代论文的发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名科学家克莱尔·金和艾伦·威尔逊在论文里推算,黑猩猩和人类有98~99%的遗传物质相同。

30年后,2005年遗传学家在《Nature》上发表了黑猩猩基因组草图,组成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组的碱基对序列,仅有1.23%的差异,并且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异发生在Y染色体上。

著名生物学家兼科普作家Richard Dawkins提出“伊甸园之河”的理论,这条缓缓流淌的河流由信息以及能够创造出生命的编码构成,DNA在复制过程中的“忠诚度”并不是那么完美,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伴随着氧化、磨损以及紫外线的损害,这些足以引起DNA的变化,进而产生许多新变异出来的物种,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这条“河流”开始分裂,分出许多岔道,在数十亿年演化过程中产生了无数新的物种。

都说上帝是个顽皮的孩子,他喜欢创造例外,生命唯一不例外的就是例外,就是这些例外推动着我们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水生到陆生,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我们继承祖先的基因序列,基因为了传承繁衍不断复制着自己,但不是绝对复制粘贴,生活的环境在变化,基因的程序也会变。

千万年的进化历程,基因的演化让我们变得更加适应生存的环境,而这种在变化中的适应,必然会有代价, 当出现错误了,就是我们看见的各种各样的遗传病。

◆ 新生命的悲与喜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为我们承担了万分之一的进化的代价。

我国每年新生儿将近1700万,其中有5%先天带着缺陷而来,也就是100万新生儿出生就是有问题的。而这个群体在我国基本上是得不到任何救治与帮助。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基因完美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8-30个有害基因,不一定犯病,但是携带了。

2017年我参加一个地方医院转诊的案例讨论,孕妇已经怀孕28周,B超出现异常,疑似地贫,对父母、胎儿分别进行地贫基因检测,父母为ɑ地贫基因携带者,胎儿结果显示为α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重型),这样的胎儿出生死亡率极高,医生建议终止妊娠,后在随访过程中得知该家庭曾生育过地中海贫血患儿,于出生数小时后死亡,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其实现代医学已经有办法完全避免这种悲剧,规范的孕前咨询与筛查,只要有问题就积极采用辅助生殖(胚胎植入前诊断/筛查),或其他的干预方式。

正如北医三院一位产科主任对这对夫妇说的,你们之前的孩子我们确实救不了了,但是我能保证你未来再出生的孩子绝不会是地贫。不管科技怎么发达,只有当科技的力量加上人性的光辉一起发挥作用时,这样科技才会真正给人带来福祉。

还有一个在我国非常常见的出生缺陷,唐氏综合征,发病率跟产妇的年龄有关,每300个孩子就有一个。

传统的检测方法是羊水穿刺,现在35岁以上的产妇都要做,羊水穿刺是有百分之一感染和流产的风险的,而且对孕妇也是伤害的。

现在新的检测技术出来了,其原理是胎儿与母亲的血液通过脐带交换,母亲的血液里还有很微量的胎儿的DNA片段,过去检测不到,但现在可以,提取出微量的胎儿的DNA,对它进行基因测序,去发现这个疾病,这个技术叫做无创产前筛查NIPT(Noninvasive PrenatalTesting),在怀孕的12周就可以做,比羊水穿刺还早一个月。让与生俱来的基因健康,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

唐氏综合征

◆ 绝望中的新生

去年的魏则西事件把百度和细胞免疫治疗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我们暂不去探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不对称性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当我们的媒体还在一窝蜂的抨击细胞免疫治疗是这个时代最大忽悠以及各大券商也在下调免疫治疗上市公司股票评级,而我们国家的监管部门一纸公文也一刀切了细胞免疫治疗的临床应用时,在世界的另一边却因为这个技术带来的希望而激动不已。

一个叫莱拉(Layla)的小女孩,在她3个月大时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晚期,放疗无效、化疗无效、骨髓移植无效,当全世界的血液肿瘤专家认为她会很快去世的时候,来自法国Cellectis公司的基因科学家通过改造的免疫细胞结合基因编辑技术做出了一种超级药物,这个药物跟这个孩子的免疫系统不发生排斥反应,同时躲开了这个孩子使用的所有药物,她很快就康复了,这是精准医学最完美的组合拳。

2017年2月6日, Cellectis公司宣布其通用型CAR-T疗法UCART123获得了美国FDA研究型新药一期临床试验批准,这也是迄今为止全球第一个获得FDA批准的以CD123为靶点的通用性CAR-T临床试验产品,这预示着人类在战胜白血病之路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不仅如此,该方法还能用在其他疾病上,为人类带来更大的福音。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我们最终是有可能战胜肿瘤的,尽管现在的技术有很多瓶颈需要突破,但这个未来是可以预期的。

▍延伸阅读:生命科学的伦理之争

“生命伦理学”是一个公众关心且颇为敏感的话题,在介绍这门新兴学科之前,我们先来了解几个重要事件:

◆ 基因重组与“伯格会议”

1971年,美国生物化学家保罗·伯格,将猿猴病毒SV40的DNA引入大肠杆菌并与其DNA重组,获得了一种带有SV40基因的新型大肠杆菌,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DNA重组,伯格因此获得了198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保罗·伯格

但由于SV40可使人的正常细胞转达化为癌细胞,而大肠杆菌又广泛存于人体肠道内,这种新型大肠杆菌一旦在人群中传播,将会造成难以控制的后果。

此外,这项技术的出现,意味着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可以人为改造,利用该技术完全可以制造出危害人类的“超级生命”,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怪兽“奇美拉”将有可能在现实中出现。

希腊神话中的怪兽“奇美拉”

美国分子病毒学家罗伯特·普兰克了解到伯格的研究后,向他指出了这种潜在的危险,伯格虽然深知DNA重组技术在疾病治疗中的革命性意义,还是毅然决定暂停此项研究。

1974年7月,伯格与其他分子生物学家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在全世界范围内无条件禁止一切有可能导致无法预知后果的基因重组研究。

1975年2月,伯格组织了16个国家的140位著名科学家在美国加州举行会议(即著名的“伯格会议”),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对于基因重组研究工作应持自律原则,会后在伯格的建议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制定了《通用重组DNA分子研究准则》。

◆ 希特勒借“优生学”实施种族大屠杀

其实在基因重组技术出现之前,人类就已经有过关于生命伦理学的思考,其中最骇人听闻的就是二战中希特勒对犹太人实施种族大屠杀,依据为遗传学中的分支学科——优生学。

优生学本是研究提高人口质量的一门科学,其目的是促进优秀个体出生,防止有缺陷的个体出生。希特勒借“优生学”理论鼓吹亚利安人是优等民族,而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必须被淘汰。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犹太人被赶往集中营

整个二战期间,有多达600万犹太人以“劣等人种”的名义被屠杀,这项任务的执行者,不仅有纳粹分子,还有很多医学专家和生物学家。德国战败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涉及种族屠杀的医学战犯就有23名,纽伦堡法庭据此制定了人体实验的基本原则,即《纽伦堡法典》,其中最主要的原则就是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

自愿同意即为随后发展起来的生命伦理学最主要的基本原则之一。

◆ 撤销生命维持系统和伦理委员会成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曾发生多起关于申请撤销生命维持系统的案件,“昆兰案件”是其中之一。一个名为昆兰的孩子从12岁起昏迷不醒,依靠机器才能维持生命,全身插着输液管、导尿管、鼻饲管,10年过后也没有醒过来。孩子的父母向医院申请“撤除一切治疗”,但因无法律依据,被医院拒绝了。无奈之下这对夫妇只好向当地最高法院提出请求,法院最终支持了他们的申请。

克伦·安·昆兰

“昆兰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继续治疗无效时,究竟一个人及其家属有无要求死亡的权利?这个处于两难境地的问题催生了美国的医院纷纷成立生命伦理委员会。现在伦理委员会遍及国内外各大医院,其成员涉及医生、律师、哲学家、社会学家等人士。但是,关于有尊严地死亡的讨论一直没有终止。

◆ 人类基因组计划与伦理法律研究

众所周知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人类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是人类探索自身奥秘迈出的重要一步。但鲜为人知的是,该计划在1990 年正式启动之初,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同时启动了“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计划”,并将该计划作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一个子项目,旨在评估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将对伦理、法律和社会产生的影响。

首任“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人沃森(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非常重视这个子项目,组织了大量科学家、医生、政府官员参与进来,并制订了相关法律和政策。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由于人类自身也是一种生命形式,不可避免会受到生命科学相关研究的影响,甚至被当作研究对象,而随着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人们发现这种研究会引发人文、哲学、宗教、法律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生命伦理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那么生命伦理学需要面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 基因检测引发的伦理问题

“基因检测”是通过血液(或其他体液、组织)对细胞中的DNA进行检测的技术,主要用于疾病筛查(预测、诊断)。

目前,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研究所提供的基因检测服务主要有:

1)遗传基因检测:发现可能会导致疾病的基因,用于预测疾病,从而指导健康保健。

2)诊断检测:精确判定导致某个人生病的基因,判定结果可以指导治疗。

3)产前检查:在怀孕期间判别胎儿是否有某些严重疾病。

4)新生儿筛查:检查出生1-2 天的新生儿以后是否可能会患上某些疾病。

在基因检测中,肿瘤相关基因的正确解读和检测尤为引人注目,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好莱坞女星安吉丽娜·朱莉,她通过基因检测发现自己的BRCA1基因发生了突变,因此主动切除了乳腺、卵巢和输卵管。

安吉丽娜·朱莉

BRCA1基因可抑制恶性肿瘤的发生,它就像“修理工”,修复被损伤的DNA。如果BRCA1基因发生突变,它就变成了不合格的“修理工”,会导致卵巢癌和乳腺癌发生概率大幅度上升。朱莉在实施切除手术之后,患上乳腺癌的概率由87%下降到5%,她的做法引发了跟风效应,后来又有多例相似报道。

基因检测导致的伦理问题主要集中在:

受检人是否完全知情并自愿?

检验所得到的结果是通知受检本人?

如果被检测者得知自己在基因水平上具有某种问题,这对他的心理状况会有何影响,周围的人又会对他/她有何看法?他/她是否因此会受到歧视或伤害?

在胎儿、新生儿、婚前的基因检测中,如果发现不可能治疗的疾病,检测是否应继续?这是否会影响婚姻自由、生育自由?

家长是否有权让他们的孩子了解成年后可能患有的疾病?这是否侵犯了孩子的知情权、生存权?

对于检测机构获得的大量遗传学信息,是否可被用人单位、保险公司、学校,甚至法院、科研机构获取,它们将怎样被应用?

◆ 克隆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

克隆(clone)一词的定义为:不同的个体含有相同的基因组。克隆分为生殖性克隆和治疗性克隆。

生殖性克隆就是利用生物技术,通过无性生殖产生与一个与原个体基因组完全相同的新个体。

治疗性克隆则是把患者体细胞的细胞核转移到去核卵细胞中形成重组胚,重组胚通过体外培养分离出胚胎干细胞,这种胚胎干细胞可定向分化为治疗所需的特定细胞(如神经细胞、肌肉细胞、血细胞),以用于替代那些因疾病而死亡的细胞。

自从克隆羊多莉诞生以来,有关克隆的伦理学争论就一直喋喋不休,克隆技术的出现在宗教界、法学界、哲学界、社会学界都引发了轩然大波,其争论的焦点是生殖性克隆如果用于人类将会如何:

克隆人与被克隆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父子?兄弟?母子?母女?好像都不是......克隆人与自然人一样吗?人是生物、心理、社会的集合体,具有特定环境下形成的特定人格、尊严,而克隆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只是一具丧失自我的躯体。基督教更是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怎么允许人类自己来制造呢?

由于对克隆人的研究呈现一边倒的反对声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人类基因组伦理委员会和各国政府均明确表示反对生殖性克隆。目前只有治疗性克隆是被允许的。

◆ 辅助生殖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

辅助生殖技术是指运用生物技术对精子或卵、受精卵、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目的的技术。辅助生殖技术包括: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卵子和精子及胚胎的冷冻保存、受精卵移植到输卵管等。

使用显微操作技术将精子注射到卵细胞内

辅助生殖技术可以说是改善不孕不育、实现优生优育的利器,先看一个事例:

2014 年上海仁济医院接诊了一对夫妇,两人都是进行性脊髓性肌萎缩症基因携带者,已生育了一个孩子,却因患脊髓性肌萎缩症,5 岁还不能站立和行走,这对夫妇希望生育一名健康的宝宝。

通过人工促排卵、体外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胚胎培养,获得了5 枚胚胎,经过遗传检测,其中有1 枚是正常的,移植进入母亲子宫后,最终顺利生产了一名健康婴儿。

辅助生殖技术虽然能够帮助众多家庭实现愿望,但其引发的伦理问题却更为突出。

比如,以上病例中获得的5枚胚胎,只留下其中1枚,剩余胚胎如何处置?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这些胚胎同样具有发育成个体的潜能。

此外,在胚胎移植过程中,完全可以实现人为选择胚胎的性别,而这又将必然引发性别歧视的伦理问题。

还有,辅助生殖技术可能对传统家庭模式产生新的挑战,假如一个小孩是通过捐精子或捐卵子所生,那么养育孩子的父母与生物学上的父母在遗传物质上并不一致(或部分一致),当孩子长大了,养父母愿意告诉他/她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吗?他/她有权知道吗?知道之后,会对他/她的心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科学技术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具有正面与负面效应,科学技术的运用不能背离人类追求的价值和目标,生命伦理学的目的就是兴利除弊,维护人的尊严,使生命科学与社会科学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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